如何避免“运动式治理”，让城市绿色转型更可持续？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久前召开，会议部署了城市工作七个方面重点任务，将“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列为其中之一，并强调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破解城市突出环境问题。如何实现城市发展向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运动式治理”，确保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赵峥。

以城市更新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应聚焦3个关键方面

记者：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推动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提出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绿色转型，未来应如何在城市更新中推动城市绿色转型？

赵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清晰表明，城市更新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核心引擎。结合我国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的目标与重点任务，在以城市更新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应着重聚焦以下3个关键方面。

一是推动基础设施系统性更新，构建韧性低碳的城市基底。这需要通过持续的城市更新，对城市能源、水务、交通等系统实施全链条低碳化改造。要打破传统集中供能模式的局限，积极推动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通过在建筑屋顶、工业厂区规模化铺设光伏设施，结合储能技术与智能微电网管理手段，实现能源生产与消费的精准匹配，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同时，统筹水源保护、管网升级与水循环利用等环节，从源头减少资源损耗。此外，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加密轨道交通站点与慢行系统的衔接，建设“15分钟便民生活圈”，压缩高碳出行比例。

二是推动城市生态功能修复，重塑人与自然共生体系。关键在于突破传统城市“景观绿化”的浅层思维，转向深层次的生态功能提升。通过城市更新，恢复河道自然岸线、构建湿地群落，打造具备水文调节功能的生态廊道；充分利用高密度城区的边角地、屋顶等零碎空间实施立体绿化，让生态效益渗透到城市的建筑肌理之中。同时，通过城市更新科学规划植被配置，构建近自然群落，激活城市生态微循环，使城市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三是推动空间功能低碳化重构，创新存量开发模式。重点在于促进土地功能混合开发，打破单一分区的固化模式，大幅提升空间使用效率。积极推动既有建筑再生，对老旧建筑进行节能改造与结构加固，在保留其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植入光伏幕墙、智能温控系统等绿色技术，避免因大拆大建产生隐性碳成本，实现存量空间的可持续利用与价值提升。

打破“整治—反弹”循环，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

记者：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城市工作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提出要“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应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

赵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列为城市工作重点任务，这一决策深刻彰显了党中央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城市建设指明了方向。聚焦这一战略任务，需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各项工作，推动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持续跃升。

一是持续巩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构建全维度常态化监测网络，依托物联网、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工业聚集区、流域水环境、重点排污企业等实施动态监管，通过数据实时传输与智能预警，确保污染隐患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同时，需健全责任传导机制，压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以刚性约束杜绝“松口气、歇歇脚”的懈怠心态。

二是不断破解城市突出环境问题。在城市空气污染治理领域，需聚焦工业排放、机动车尾气、扬尘等重点污染源，推动钢铁、化工等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推广新能源汽车和智能交通系统，加强建筑工地和道路扬尘管控。针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要划定严格的生态保护区，清理周边污染源，建设应急备用水源，健全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新污染物治理需立足前瞻性防控，加快建立涵盖微塑料、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等的监测评估标准体系，在生产、流通、消费全环节实施源头管控，填补新型环境风险监管空白。

三是推动减污降碳扩绿协同增效。聚焦“双碳”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同时，通过“见缝插绿”“拆违建绿”等方式拓展城市绿色空间，打造口袋公园、社区绿地、滨水湿地等复合型生态节点。

四是提升城市生物多样性。在城市建设中，优先保留乡土树种、原生植被群落，严格管控外来物种入侵。建立城市生态廊道网络，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生态斑块有机串联，为动物提供迁徙通道，让城市真正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

记者：如何避免“运动式治理”，让城市绿色转型更可持续？

赵峥：“运动式治理”在实践中常呈现短期集中整治的特征，其治理效果往往因缺乏长效机制而导致快速反弹，本质上暴露了政策刚性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深层错位。要打破这种“整治—反弹”的循环，推动城市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精准把握环保要求与产业利益的动态平衡，通过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同发力，构建更具韧性的治理体系。

一方面，构建分级分类的弹性政策框架是破局的基础。在严格遵循国家环境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城市需立足自身产业结构特点，精准研判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不同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减排潜力，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例如，对高耗能且技术落后、整改无望的企业，应明确退出时间表并依法依规清退；对有转型意愿和潜力的企业，则需给予合理的技术升级缓冲期，配套提供技改指导、资金补贴等支持，避免“一刀切”式关停对产业链造成冲击，在倒逼产业升级的同时保障经济平稳过渡。

另一方面，完善市场激励机制是实现长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治理模式，其短期效应难以转化为持久动力。通过市场化手段，让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才能将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约束”转化为发展的“内生动力”。这需要进一步健全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市场机制，创新绿色信贷、碳质押等金融工具，使企业的减排行为能够通过市场变现。当企业从节能改造、技术升级中获得经济回报，从绿色转型中赢得发展先机时，污染治理便从被动执行转为主动追求，从而从根本上减轻对“运动式治理”的依赖。

城市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要围绕“因地制宜”做文章

记者：您对城市如何发展绿色产业做过详细研究。面向未来，我国城市应如何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赵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是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从全球城市绿色发展趋势来看，主要有以下3个重要特征。一是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城市产业发展核心驱动力。如众多国际城市聚焦于先进能源技术，力求突破可再生能源高效转化与存储难题，推动城市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加速转型。二是注重通过绿色化实现传统产业转型。许多全球知名的绿色城市均通过绿色工艺改进、节能减排设备升级等方式，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提质增效与绿色发展的双重目标。三是重视市场需求牵引城市产业变革。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消费者对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的需求潜力，通过主动构建和拓展绿色生活消费场景，培养新兴动能和推动产业升级。

我国城市在推动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方面并不逊色，同时应该密切关注国际城市发展动态，加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但城市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绝非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而是要在国家战略框架下，深耕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因，围绕“因地制宜”做文章，探索出契合本地实际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路径。这其中，应积极做好“增量”，精心培育创新生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不断取得突破。还应特别重视“存量”，为优势资源和传统产业“增绿”“赋能”。

比如，对于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资源富集的城市来源，应努力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聚焦打造新能源及其装备制造产业链，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集群。对于工业基础雄厚但传统产业占比较大的城市来源，绿色转型不是对传统产业的简单否定，而是要通过利用先进技术推动传统行业绿色化改造，实现“老树发新芽”。既要加大环保投入力度，采用先进的脱硫、脱硝、除尘技术，削减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又要推进智能化升级，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与能源利用率。

此外，城市要重视发展绿色服务业。如拥有丰富生态文化资源的城市，可将生态优势与文化特色相结合，努力打造高品质的绿色生产与生活环境，发展生态旅游、文化创意、休闲养老等产业，将生态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