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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10万元,法典为何将超许可排放罚款下限降低?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34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第1103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或者超过载明的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许可排放限值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其中,污染物为工业噪声的,罚款数额为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对比可以发现,罚款下限从20万元降至10万元,降幅达50%。那么,生态环境法典为何将超许可排放罚款下限降低?
幅度与逻辑之变
之所以如此调整,首先是使轻微违法的惩戒力度更趋合理,避免了“一刀切”式的高额处罚。
其次,处置措施的适用顺位与裁量逻辑更加明晰。《条例》第34条对超标超总量排污等行为规定“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二者系择一适用关系,执法中易产生选择争议。生态环境法典第1107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可以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再次是规制体系更趋严密。生态环境法典新增“污染物排放种类不符”的违法情形,填补了监管空白;同时针对普通污染物与工业噪声设置差异化罚则,提升了规制的精准度。
多重价值的平衡优化
处罚下限的下调绝非监管松绑,而是立法层面对多重价值平衡的结果。
其一,落实行政处罚的比例原则。《条例》设定的20万元罚款下限,对于超标倍数较低、违法时长较短、主观无故意的轻微违法情形,尤其是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易导致“处罚畸重”,与过罚相当原则存在偏差。生态环境法典将罚款下限下调至10万元,本质上是为轻微违法、初次违法的市场主体留出过罚相当的裁量空间,使处罚强度与违法危害程度精准匹配。
其二,适配包容审慎监管的治理导向。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引导企业主动合规,而非单纯惩戒。适度降低处罚起步门槛,可避免企业因小额超标即面临高额罚款而冲击正常经营。
其三,契合生态环境法治的体系化升级方向。生态环境法典是上位法律,对分散在各单行法、行政法规中的排污许可处罚规则进行了系统整合,统一了执法尺度,补充排放种类不符的规制情形,按污染物类型设置差异化罚则。
实践落地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落地,笔者认为,地方配套裁量基准需加快衔接更新,避免因新旧基准混用导致区域间执法尺度不一;需准确把握“从旧兼从轻”的适用边界,防止对从轻原则作扩大化误读。
建议推动各地对照生态环境法典及时修订本级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细化分级裁量标准;研究出台统一执法指引,明确从轻适用的判断维度。在坚持包容审慎的同时不放松监管要求,引导企业主动落实合规义务。
总体而言,生态环境法典对排污许可处罚规则的调整,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从“从严惩戒型”向“精细化治理型”转型的重要信号。规则的温度不在于放松监管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