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纲领性文件，不仅为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蓝图，更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将其深度融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文件通篇贯穿着绿色发展理念，体现了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坚定践行，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行动指南。

一、生态优先：贯穿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主线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宗明义，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绿色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内涵。这一理念在文件中具体转化为一系列可操作、可考核的目标与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具体化、可操作化。文件明确提出“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首次将“生产生态”与粮食产能、农民增收置于同等地位，标志着生态价值已从辅助性维度上升为核心发展要素。这延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一贯的方针，即在乡村实践中体现为：资源利用上注重节水灌溉、秸秆综合利用与能源低碳转型；环境保护上着力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消除黑臭水体；生态修复上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和草原生态保护。

二是将生态保护内化为发展观与政绩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换取短期经济增长的行为。这与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的核心原则一脉相承，旨在通过健全的责任体系，推动各级干部在乡村振兴中切实履行生态环保职责。

三是强化生态环保在责任考核中的刚性约束。文件所强调的“强化乡村振兴责任制落实”与“优化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必将生态环保成效纳入考核体系，实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力向基层的有效传导，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乡村振兴不可逾越的底线和必须担当的责任。

二、多措并举：构建全方位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从空间格局、生产方式、人居环境、系统修复等多维度入手，构建起系统完整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体系。

一是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生态约束。文件要求“统筹优化乡村国土空间布局”，必须“立足主体功能定位”，并在“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高、生态有改善前提下”稳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这体现了主体功能区战略在乡村的细化落实，旨在通过科学规划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和谐统一。严守耕地红线、保护永久基本农田、治理撂荒地与“非粮化”，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举措，也是维护乡村生态本底、传承农耕文明的重要基础。

二是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被列为重点任务，具体包括：推广绿色生产和节水灌溉技术，从源头降低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强化农业面源污染和土壤重金属污染系统治理；加强畜禽养殖粪污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这些措施直指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是推动农业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转型的关键。文件还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技术与农业融合，为绿色农业注入科技动能，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提升。

三是持续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文件以“钉钉子精神”部署农村改厕、生活垃圾与污水治理等工作，目标指向“建设美丽乡村”。这既是重要民生工程，也是解决“垃圾围村”、黑臭水体等环境问题的关键战役。文件强调健全常态化运行保障机制，推动环境设施从“建好”向“管好”转变。此外，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下乡，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则从消费端引导乡村生活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四是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修复。文件展现出宏阔的生态治理视野：从坚定落实“长江十年禁渔”，到全面推进“三北”工程建设；从加强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到防控外来入侵物种。这些举措超越单一村庄或农业范畴，将乡村生态置于区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中统筹谋划，体现了整体性、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思维。

三、价值转化：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元路径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不仅注重“保护”，更着力于“转化”，积极探索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有效路径，这正是“两山”理念的实践核心。

一是通过产业融合推动生态产业化。文件明确提出“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倡导“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同时“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培育壮大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业态”。这为乡村的山水田园、森林湿地等生态资源赋予了明确的经济开发方向，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生态产业转化，让保护者从绿色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二是通过绿色金融与机制创新赋能生态价值。文件提出“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绿色投入。实践中可体现为拓展“乡村旅游贷”、探索基于生态产品收益权的融资模式等，破解生态产品“难抵押、难交易”的瓶颈。文件还强调“规范有序做好农村各类资源盘活利用”，如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优先用于乡村产业，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土地要素支撑。

三是通过培育生态文化筑牢社会根基。文件在“文明乡风建设”中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培育简约文明风尚，内含对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生活方式的倡导。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一旦在乡村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便获得了最持久、最深层的内生动力。

四、协同共治：夯实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保障基础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从责任落实、法治保障、社会参与等方面构建了坚实的支撑体系。

一是在责任体系上，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和“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党的组织领导体系，确保工作推进有坚强的政治与组织保障。

二是在法治保障上，文件要求“建设平安法治乡村”，“深入落实乡村振兴促进法”，强化农村法治宣传教育，为依法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规范乡村开发建设提供法律依据。

三是在社会参与上，文件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尊重农民意愿，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建立以村民为主体的机制，并通过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鼓励志愿服务等方式，拓宽农民参与渠道，推动形成政府、企业、村民、社会多元共治格局。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的生态环境工作，立意高远、体系完整、路径清晰。它不再局限于单一环境治理议题，而是深度融合于粮食安全、产业兴旺、乡村建设、农民增收、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全过程中，成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上，我们正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为绘就新时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画卷，奠定坚实的乡村根基。